敦煌石窟泛指敦煌地区及其附近的石窟,是中国中古时期的重要佛教文化遗存。其中代表性的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为中国古代佛教史、文化史和艺术史等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纵观近一个世纪以来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的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本世纪初随着外国探险者对敦煌石窟的调查,这项工作就已开始。1908年伯希和对莫高窟进行了石窟描述,对石窟年代和壁画作了考定,对题识进行了记录。1914年俄国学者鄂登堡,除详细描述洞窟外,还逐窟进行了测绘,绘制了洞窟平面图、立面图和位置示意图,最后拼合出总平面图和总立面图。但是他们的工作多半着重于艺术的描述。
1942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敦煌莫高窟的测绘、摄影、文字记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见《莫高窟形》)。1962年宿白先生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作的学术报告《敦煌七讲》,总结出了一套科学的石窟考古方法和程序,即运用类型学和地层学的方法来调查、测绘、记录(包括文字、照片和墨拓)石窟的全部内容,成为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工作的理论指导。此后在多年的实际工作中进行了实践,为敦煌石窟考古的全面展开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
为了全面、系统、科学地保存敦煌石窟的资料,敦煌研究院根据敦煌石窟洞窟的分布排列及石窟形成过程的复杂因素,以洞窟建造的时代前后序列为脉络,结合洞窟布局形成的现状,拟定了编辑出版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的长远规划。现在已组织研究和技术人员,对敦煌莫高窟北朝时期的几组洞窟进行测量、绘图、照相、文字记录,编写了记录性的考古报告,为下一步考古研究做了准备。
60年代初,在莫高窟南区长约380米的区域内清理出22个窟前殿堂建筑遗址、7个洞窟和小龛。通过清理,不仅搞清了莫高窟崖面的洞窟分布有五层之多,而且揭示了莫高窟创建初期窟前地面高度要低于现在地面4米以上,修建底层洞窟窟前殿堂建筑,乃唐后期窟前地面升高所致。南区底层洞窟前在五代、宋、西夏、元代曾建有窟前殿堂,形成了前殿后窟的格局,建筑结构有包砖台基殿堂式和土石基窟檐式两类。
1988年至1995年通过对莫高窟北区长达700米崖面上已暴露的和被沙掩埋的全部洞窟进行了清理和发掘,揭开了北区洞窟的神秘面纱,澄清了一些混乱的看法,探明该区共有洞窟248个(含已编号的第461—465窟),基本上弄清了每个(或组)洞窟的结构、使用状况、功能和时代。
1999年10—11月,对第96窟(九层楼)及其窟前进行了发掘。在九层楼前,发现了民国、清代、元代、西夏及初唐时期的殿堂遗址和一批遗物。在第96窟内,发现了民国、清代、元代、西夏及初唐时期的洞窟地面和一批遗物。这些发掘和发现填补了“九层楼”前及第96窟窟内考古工作的空白,首次发现了莫高窟初唐时期的窟前殿堂遗址,恢复了“北大像”的原高度,为探讨莫高窟南区窟前地貌变迁提供了宝贵资料。
敦煌石窟分期断代研究的成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大量没有纪年的洞窟,采用类型学和层位学的方法,对洞窟形制结构、彩塑和壁画的题材布局、内容等区分为若干不同类别,分类进行型式排比,排出每个类型自身的发展系列;又作平行不同类型系列的相互比较,从差异变化中找出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将类型相同的洞窟进行组合,从雷同相似中找出时间上的相近关系,并以遗迹的迭压层次关系,判断洞窟及其彩塑、壁画的相对年代。又以有题记纪年的洞窟作为标尺,结合历史文献断定石窟的绝对时代,采用这种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代、唐前期、唐后期、回鹘、西夏等时代洞窟的分期断代,特别是排出了一批北周、回鹘洞窟、同时揭示了莫高窟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以同样的方法,对莫高窟北周时期洞窟作更进一步的分期排年,找出这个时期十余个洞窟年代上的先后关系;对莫高窟中心塔柱窟除作分期和年代探讨外,还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探讨此类洞窟的渊源和性质。另一方面,依靠洞窟的供养人题记、敦煌文书、碑铭,并结合历史文献,考订出一批唐、五代、宋、西夏时期洞窟的具体修建年代及其窟主。
从5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运用图像学方法开始研究石窟内容。如周一良《敦煌壁画与佛经》、金维诺《敦煌壁画祗园记图考》、《祗园记图与变文》,他们运用佛经、变文、敦煌文献,对壁画与佛经、佛教和变文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
此后经过60—80年代的深入调查研究,中国学者基本上查明了敦煌壁画中的本生、佛传、各种经变、佛教东传故事以及中国神话传说。发现了独角仙人本生、须摩提女因缘、微妙比丘尼因缘、贤愚经变、目连经变等一批新题材;对某些壁画题材和内容以及传统观点提出了新的解释,纠正了以往一些错误的定名。
宏伟灿烂的经变画是敦煌壁画中的精萃,据统计,敦煌壁画和纸画、绢画中的经变画有30余种、1300余幅。大部分经变分别按专题作了系统整理和研究,尤其是法华、维摩诘、弥勒、阿弥陀等长期盛行的大型经变的深入、全面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不仅对照石窟榜题、佛经、敦煌文献与历史资料和画史,考释清楚了每幅经变画每一品的内容情节,而且探讨了每一类经变不同时期内容情节、艺术形式传承演变的特点,研究了经变产生的历史背景、反映的佛教思想,揭示了敦煌经变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在研究内容的同时,还分析探讨了历史上的佛教思想和佛教信仰对开窟的影响。
敦煌石窟是古代文化宝库,其中蕴藏着众多研究领域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在研究壁画佛教内容的同时,我国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数十年来持续不断地对壁画中的服饰、建筑、音乐、舞蹈、交通、科技、民俗、图案等进行了专题研究。
关于敦煌石窟的营建史,向达先生的《瓜沙谈往》,利用《李君修佛龛记》并与石窟供养人题记、敦煌文书相结合,考证了莫高窟开窟于苻秦建元二年(366年)。马德在继承前辈学者数十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敦煌石窟4—11世纪的营造历史进行了全面考察,写出总结性报告《敦煌莫高窟史研究》。
关于敦煌石窟与敦煌世族的关系,贺昌群在《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一文中第一个注意到了东阳王的问题。宿白《东阳王与建平公》、施萍婷《建平公与莫高窟》,考证了建平公其人在敦煌任职的时间,建平公与敦煌石窟的关系,判明了建平公所开之窟为莫高窟第428窟。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世族与石窟》,从总体上剖析敦煌的索、阴、翟、李、张、曹等豪门大姓的族源,他们在敦煌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重要地位,相互间的姻亲关系,并探讨了绵延有绪的敦煌世家豪族与敦煌莫高窟营造千年不衰的关系。
关于敦煌石窟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略》、刘玉权《西夏时期的瓜沙二州》等论著,通过敦煌西夏时期石窟壁画和西夏文材料,探讨了西夏统治瓜沙的历史状况,西夏政权的政治、经济、佛教,它与汉族、吐蕃、回鹘的文化交往。张大千的《漠高窟记》,刘玉权的《沙州回鹘史探微》,从敦煌以往定为的西夏石窟中划分出一批回鹘洞窟,探讨了沙州回鹘与宋、辽、金王朝,与瓜沙地区曹氏政权、西夏政权,以及与甘州、西州回鹘错综复杂的关系,探讨了沙州回鹘出现、发展、消亡的历史。